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独立性较强，而且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投资银行、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性的合作。

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上，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采用的是赤裸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而美国享受本位币的利益（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却不履行本位币的责任（控制美元货币发行量），美元的超发构成全球货币泛滥的又一动因。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价格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4.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应退出。

因此，美元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美国的初衷。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超发的货币又相互影响，共同推高全球货币供给。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

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获利者除美国外别无他国。

（作者：中信银行副行长） 进入专题： 货币战争 。如果各国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修复旧有模式，意味着美国继续危机前的低储蓄、高消费、高经常项目赤字、高资本项目盈余的模式。无疑，量化宽松政策所推动的美元贬值，已经是以邻为壑，已经挑起全球货币战争，而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所产生的基础货币的超额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货币供给，增加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势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76年通过了牙买加协议，其核心，一是多元基准货币，二是浮动汇率制度。这恐怕就是引发曼特加感叹货币战已经爆发的主要原因。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短时间内无法像从前一样，将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民众手中。

一是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全球进入完全纸币时代。二、美国的政策将加速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的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调控等等，但所有这些都在围绕微观金融机构（尽管都自认为是微观谨慎与宏观谨慎相结合，但其本质都属于微观调控范畴）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来展开的，都假定金融主体是理性的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

从事美国住房次贷的金融机构已大部分倒闭，所剩的机构需要整体金融市场恢复后才可能重新进入，其他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和汽车按揭，也因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费者违约率的上升而收缩信用规模。3. 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同时，要加强城镇消费金融体系的建设。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大幅降低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实体经济恶性循环。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方式必将重演。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意义。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

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而美国享受本位币的利益（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却不履行本位币的责任（控制美元货币发行量），美元的超发构成全球货币泛滥的又一动因。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

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并不一致。尤其美国已无需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只是作为推低利率和汇率的工具，就更难以容忍。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

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这也就导致美国在应对中国上，直接通过关税手段、立法程序来推动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缓美资企业向中国的转移，采用的是赤裸裸的货币要挟与攻击。

三是必要时可采取一定的金融限制措施。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地予以调整。

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如在通货膨胀控制、就业问题、股市变化等方面，要高度关注，防止美国货币战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

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应对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在以下方面应对美国的货币战是有可能的。脱离了金融杠杆的支撑，这个新的过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饭，靠实实在在的工作，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微观上获得工资收入，宏观上增加就业人口。这种资金链条的中断，对美国而言，虽还不至于导致美国模式破产，但意味着美国模式的暂时中断，意味着美国必须或修复旧有模式，或重建新的过渡模式。

对此，我们应利用这一分歧，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如果说2008年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还可解释为救急，那么第二轮政策的启动，则完全是为了引导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完全服务于美国急于确立的过渡模式。

围绕汽车按揭、信用卡、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领域，持续引导和推动，并为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创造较好的政策和经营环境，势必能将城镇居民的消费潜能有效地释放出来。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